目的：分析社会心理因素对首发抑郁症发病及严重程度的影响,探讨社会心理因素间的相关性。方法：严格按照入组标准收集2009年1月-2010年12月就诊于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病房及门诊,以SCID为筛查工具,以DSM-IV为诊断标准首发抑郁症患者100例作为试验组。收集100例年龄、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与试验组相匹配的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试验组和对照组均收集一般人口学资料、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生活事件量表(LES)、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社会支持量表(SSS)、艾森克个性问卷(EPQ),分别用以评定抑郁严重程度、生活事件的性质及类型、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及人格等。使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分析：用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来分析社会心理因素对首发抑郁症发病及病情严重程度的影响。结果：1、一般资料结果显示两组间在性别、婚姻、年龄和受教育年限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生活事件结果显示：试验组负性事件值与对照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试验组工作学习方面问题与对照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首发抑郁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与生活事件的相关性结果显示：首发抑郁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与负性生活事件呈正相关。3、应对方式结果显示：试验组积极应对分明显低于对照,而消极应对分明显高于对照组。首发抑郁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结果显示：首发抑郁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4、人格的结果显示：试验组的EPQ人格因素中E分低于对照组,P、N分均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抑郁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与P、N两个维度存在正相关,与E、L两个维度存在负相关。5、社会支持的结果显示：试验组社会支持评定总分、客观支持分、主观支持分、支持利用度各项因子得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首发抑郁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与主观支持分和社会支持利用度呈负相关。6、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试验组男女两性间比较发现,在生活事件性质上、社会支持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应对方式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性多采取积极应对的方式,女性多采取消极应对的方式。不同年龄比较发现,在生活事件上无统计学意义；在应对方式上有统计学意义,青年人多积极应对的方式,中老年人多采取消极应对的方式；在社会支持上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得分随年龄的增高而降低。不同文化程度比较发现,在生活事件和应对方式上均有统计学意义,高文化者经历较多的生活事件,但较多采用积极应对的方式；在社会支持上差别有统计学意义,高文化组的社会支持总分及主观支持分较正常对照组高。7、首发抑郁症患者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人格、社会支持之间有一定相关性。正性事件值、负性事件值与人格中L呈正相关；积极应对与P、N呈负相关,与E、L呈正相关；社会支持总分与负性事件值呈正相关；负性事件值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结论：1、首发抑郁症患者比正常人群经历了更多的负性事件刺激量和工作学习方面的问题。首发抑郁症的病情严重程度与负性生活事件呈正相关。2、首发抑郁症患者比正常人群多采用消极应对的方式,更少采用积极应对的方式。首发抑郁症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3、首发抑郁症患者比正常人群的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分、客观支持分及对支持利用度均降低。首发抑郁症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与主观支持分和社会支持利用度呈负相关。4、首发抑郁症患者EPQ中E分低于正常对照组,P、N分均高于正常对照组。抑郁症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与P、N两个维度存在正相关,与E、L两个维度存在负相关。5、具有不同一般人口学特征的首发抑郁症患者其所遭遇的生活事件、采取的应对方式、社会支持有差别。6、首发抑郁症患者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人格、社会支持之间有一定相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