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是我国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方志学家。虽一生坎坷,过着饥苦谋食、笔墨为生的生活,却能在史学、方志学、校雠学等方面有着极大的成就,尤其是在方志学方面,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主纂和参与编纂了《湖北通志》、《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天门县志》、《常德县志》、《荆州府志》、《顺天府志》、《麻城县志》、《石首县志》、《广济县志》等11部地方志,在修志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方志学理论,创立了三书体,被后世公认为我国方志学的奠基人、“方志之圣”。章学诚方志理论的核心是“志属信史”,“方志分立三书”,“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在考据学一统学界的乾嘉时代,修志中的地理派占据绝对优势,章学诚的方志思想因不囿于时风,是很难被当时占主流的学风所接受的,以至于曲高和寡,知音难觅。但是,曲高和寡并不意味着无人来和,知音难觅也并不意味着没有知音,实际上,当时采用章氏主张编修方志的也不乏其人,如张维祺、周棨、王维屏等人，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说，章氏的方志理论,在当时和以后均无人问津。民国建立后,经梁启超的推崇,章学诚的方志理论迅速“走红”,其影响开始占据方志界的主流地位。民国方志学家,无论是继承或者批评、扬弃传统方志学理论,都言必称章氏之学,他们所撰的方志学专著中大都有专章论述章氏的方志学理论,其所修的志书的序例中也多提及章氏之学。他们的方志观,虽承自章学诚,却能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对章学诚方志思想的超越。总之,章学诚的方志思想不仅对其同时代的人有所影响,且进入民国以后,由“冷”变“热”,迅速“走红”,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