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教育亦如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希望利用复员之机对全国的教育资源进行一次重新分配。针对高等教育的复员,决定兼顾全国各教育文化重心之建立与地理上之平衡发展,以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教育部高等资源再调整战略本身具有一定的理性与善意,但在实施中却遭遇到一些冲击。本文所论述的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即是一例。本文主要讨论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的三次迁校运动。教育部安排国师迁置湖北江陵,但国师以江陵地偏而不愿前往并发起第一次迁校运动。院方一面以情理多番劝说教部,一面请求鄂省当局及有关人士从中调解。然鄂省当局以国师乃国立学校应由教部安排为由并未给以有力支持,江陵地方则持接受之意,国师遂在不得违背教部既定方针的无奈中迁往江陵。迁到江陵的国师,校舍与师资极度缺乏,加之匪患和物价的困扰,学校的教学秩序与师生生活难以维持,遂发起第二次迁校运动。学生自治会领导学生罢课并组织晋京请愿团。请愿团在武汉进行多次请愿的同时积极动员媒体,教部令督学吴兆棠来汉处理,在鄂省当局和教部的劝慰与保证下,国师学生暂时返沙市复课。然而,不久后国共内战烽火烧至荆沙,国师陷于停顿,第三次迁校运动告起。在经历临时校舍洽借风波后,国师又因院长王治孚开出的空头支票闹出八四事件,教部电令解散国师,国师学生则联合鄂省当局进行反解散的斗争,在社会舆论和鄂省耆宿的支持下,国师得以保存并最终落址汉口,历时4年之久的国师复员风波就此告终。以往对于战后高校复员的研究,多见于校史里的简单记载。本文则立足于具有丰富史料的个案,在生动而细致的描述里,国师复员风波折射出作为政府行为的高等教育复员在实践中所具体面临的困境与张力。同时,作为一场战后在教育领域发生的学潮,其产生和扩大也反映出政府自身的制度局限和应对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