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新一届党和国家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出,要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该论述标志着我国在政治层面的改革已进入到新的阶段。这就迫切要求中国政治学界提供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在政治层面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而在这方面,比较政治学研究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不论是在面对西方政治现实与政治学研究发展的要求上,还是是对于处于社会、经济以及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国内现实而言,传统的观察性研究已无法满足政治实践对理论研究的需求。作为对政治学研究由相关性(correlation)分析转向因果关系(causality)分析的回应,政治学实验研究因其弥补了观察性研究的不足而日益得到学界的重视。不过,回顾其发展史不难察觉,政治学中的实验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处于学科边缘的尴尬地位。其学术地位之所以能够得到改善,不仅得益于研究方法及技术的进步,更在于其在方法论层面弥补了观察性研究的不足、很好地回应了政治学研究关注点的转移。而在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语境中,政治学实验研究有助于改变当前政治学研究仅仅注重提出研究结论而忽视构建论证过程的现状,通过构建相应的形式模型(Formal Model)、带入现实性设置自变量(Reality Setting Independent Variable)并对因变量进行测度等实验操作方法,实验研究可以极大地提升政治学研究结论的可信度,进而拓展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应用场域。同时,政治学实验研究在当下中国能够提高政府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同时也有利于公民参与及基层民主建设。而作为实验研究分支之一的现场实验研究则借助将实验内嵌入现实政治活动之中的研究路径,使得研究结论一方面具有了较强的内部效度,而且在另一方面得益于实验环境与现实的高度贴合,其外部效度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政治学实验研究路径也具有相对较大的提升。巧合的是,国内外学者通过观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制定与政策创新过程,指出我国的政策制定尤其是在政策试点方面存在所谓的“政策试验”特征。再考虑到外国学界将现场实验与政策制定相结合的尝试,作者认为可以通过现场实验改造我国“政策实验”,并将此作为实验研究在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突破点。至于本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政治学实验研究对于中国政治学界而言仍属于较为前沿的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国内研究鲜有接触,无法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相应的应用实证进行讨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作者个人学术层次与研究能力仍局限于硕士研究生水平。所以综合考虑,作者只能以对第一手材料的解读与对研究方法应用前景及操作重点的构想为主。不过同时,作者也就其中的学理讨论与具体实施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