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通过对1950年代和1970年代人口控制论的比较分析来说明哪种社会因素影响到知识的权威形成。至于同一个人口控制论为何在不同的时期经历不同的反应和评价,作者假定那样的后果不是决定于知识本身的属性,而是决定于社会性因素。根据这种社会构成的视角,本研究认为1950年代和1970年代人口控制论之间的差异能够说明知识权威形成的机制。换言之,1950年代和1970年代的人口控制论所处的社会环境互相不同,这给两个人口控制论赋予不同的知识权威。为了明确哪些环境条件,文章提出“知识生产/消费模型”,以此选择主要的作为一种自变量的社会要素如下：第一,机会结构；第二,知识生产者的职业；第三,研究设备及资料；第四,出版情况；第五,学术讨论会及研究小组(即学术组织)；第六,知识共同体的范围；第七,知识生产者的象征性意义；第八,表现战略。作者把前六个要素规定为物质性条件,并把后两个要素规定为象征性条件。尔后,该论文持这两种条件来描述1950年代和1970年代人口控制论的出现及其发展过程。第二章主要涉及到1950年代初“中国人口”和“人口控制”的象征性意义,同时用“象征”与“铨释”这些概念来重新解释1950年代初中国政府所提出的计划生育政策。将50年代人口控制论者与国家政府50年代倡导的“计划生育”思想作一接续性的话语比较分析后,本章发现：在当时社会环境背景下“人口控制论”的象征结构是由某些负面性象征或符号所构成的；政府籍此创造了“计划生育”这一象征符号,将“人口控制”分为两个不同的象征结构：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节制生育”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育”。第三章讨论1950年代人口控制论的失败。这一章首先说明1950年代人口控制论在国家政府区分了两种不同象征结构之后事实上已被分为两种不同的人口论,即乐观人口论和悲观人口论。乐观人口论反映中国政府所创造的“计划生育”的象征结构,而悲观人口论作为一种新知识,要给“中国人口”赋予负面性意义,比如,“太多”、“消费”、“积累问题”等。接着,文章具体分析了悲观人口论者所处的物质性条件和象征性条件：一方面,他们具有比较丰富的物质性资源；但另一方面,他们所具有的象征性资源不足抑或很差。即人口控制论者所采取的表现战略不符合于当时知识共同体所期待的象征和符号,且其可靠性(credibility)有限。作者因此认为,这样的象征性条件是引起1950年代人口控制论失败的根本原因。最后,作者说明人口问题成为“禁区”的过程。在他看来,当时知识共同体之所以能够把人口问题变成“禁区”,是由于它创造“马寅初”这个象征,并不是由于它使用某种物质性方法。第四章以两个不同的研究小组为中心,说明1970年代人口控制论的成功过程。首先,对于“人民大学小组”而言,文章指出,虽然他们能够用中国政府所提供的各种资源来产生对人口问题的新知识,但他们却更重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根据作者的说明,当“人大小组”找到计划生育的马克思主义根据时,他们才能产生“人口控制”的新象征结构。尤其是“两种生产”这个象征消除了旧有的“节制生育”与“计划生育”之间的尖锐对立。其次,在对“七机部小组”研究分析中,文章用较为丰实的资料去说明：与“悲观人口论者”和“人大小组”相比,不管是物质性还是象征性,“七机部小组”都处于优越的地位。这是该小组最终能尽快地产生对人口问题的新知识,并易于获得知识权威的关键。结论的讨论部分作者强调说：1950年代和1970年代人口控制论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在于象征性条件,即表现战略和知识生产者的可靠性。1950年代人口控制论不能用知识共同体所共有的象征或符号证明社会主义知识的正当性,但1970年代人口控制论通过社会主义象征和符号来提出自己的正当性,以至获得了知识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