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与中国史学变迁密切关联在一起的。20世纪初,中国史学近代化历程开启,“新史学”在梁启超那一代学人努力下逐步发展,虽然当时“新史学”被“新汉学”挤到边缘,但“新史学”开创的社会科学化路径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诞生。中国社会史研究在西方史学理论的传播中,携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之威,一举在如日中天的史料派影响下的中国史坛占据一席之地。中国史学界逐渐分为史料派和史观派两大派别,史料派的研究强调史料的搜集与考证,让史料自身说话；史观派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史观派的研究与中国早期社会史研究有一定的关联。在两派对立与争议中,中国社会史实践者自己的研究风格,奠定了未来崛起的基础。1949年之后,政权鼎革,与新政权关系密切的唯物史观派从边缘逐步走向中心,而史料派则被迫从中心转向边缘。1955年前后唯物史观派取得完全的主导地位,这本来能够推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进展,但由于唯物史观派与政治的密切关联,政治吞噬了学术,历史研究沦落为政治的附庸,历史研究严重扭曲。作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来源的社会科学传统中断,中国社会史研究只能在夹缝中延续,主要体现在农民战争研究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农民战争史研究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并同时说明新政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农民战争史研究成为“五朵金花”中最为灿烂的花朵。农民战争史研究虽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是也取得了重要成就,尤其是关注底层社会、发掘底层社会史料方面,不仅与后来社会史的取向相一致,并且为未来的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社会经济史虽然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战中,但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战,促使学界深挖明清社会经济史料,分析明清工农业发展情况,研究中强烈的政治倾向,并不能遮蔽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开拓的贡献,可以说延续了“新史学”对于社会经济问题的关注传统,也使中国社会史研究传统得以保存和延续。20世纪80年代,国内政治回归常态,学术领域也重新整合。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社会活力开始显现；思想文化领域也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人道主义论争、改革开放论争等事件之后日趋活跃；“文化热”兴起,西方文化典籍在中国大量出版,学者视野逐步扩大,文化史研究成为历史研究中的“显学”；这一时期,国内思想理论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思想重新定向,自由主义思想复兴,文化保守主义登台,科学主义思想发扬、后现代主义悄悄进入中国等,这些变化对于中国学术的促进不可估量；海外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输入,尤其是年鉴学派研究范式的广泛介绍,使国内学者研究视野扩大,原有的革命范式逐渐为现代化范式所取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下,史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史学危机”要求中国史学变革,寻找新的历史研究路径提上日程；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科学重建,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进程重新启动；80年代中期,与唯物史观有着密切关联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中国社会史研究强调关注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变迁,在广大史学研究者面前展示了广阔的研究领域；社会史研究契合了国际史学界社会科学化的趋势,强调跨学科研究,开始展示强大的生命力,并且成为一种最重要的研究取向。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是理论建构。首先是要回答社会史是什么的问题,对于此问题的回答,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表述,形成了“通史说”、“专史说”、“范式说”、“新社会史说”等诸家观点。中国社会史研究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其他学科的众多理论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多有实践,如祭祀圈理论、婚姻圈理论、文化的权力网络理论、市场体系理论、国家与社会理论、家庭论、宗族论、地方性知识论、地域社会论、士绅论、社会性别理论、公民社会论、中层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等都影响着中国社会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体系。社会史研究反映出“历史学本位与社会科学开放性的统一”。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核心是社会结构研究,阶层、宗族、家庭等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者重要探讨对象。20世纪9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思想开始影响中国社会史研究。“后现代主义”代表了对现代主义的某种反抗和分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史学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现代主义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所谓的“区域史转向”。这种转向与美日汉学界的理论方法变革相关,其中美国的中国中心观崛起、市场区位论的影响,日本“地域社会论”的支持等有密切关系,同时又与中国社会史学的内在发展相一致。中国社会史向来以整体性为追求,这种追求的具体实践逐渐聚焦于区域社会。区域社会史研究虽然区域界定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其理论与方法在区域社会史的实践中逐步完善与发展,同时也极大推动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前进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区域史、乡村社会研究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的学术增长点。区域研究也逐渐显露其缺陷,区域研究的实践是否与中国社会史的整体性背道而驰?各区域研究的不相协调与重复性选题是否造成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更有学者批评其“村落研究取向”造成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碎化”。面对挑战与批评,区域社会史研究走向跨区域合作研究、区域比较研究与“重提政治史研究”,以期达成局部整体的统一,从而超越现有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存在问题,复归总体史的追求。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了“历史人类学转向”,“人类学转向”适应了区域化与国际化的要求,获得顽强的生命力。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中外人类学研究中的历史视野与东西方历史学界对于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鉴；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重视结构分析,注意长时段与社会变迁的结合,强调文化分析,关注底层社会研究,探索微观社会研究,采用田野调查方法,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其中,中国社会学界一直倍加重要的宗族研究,就从现代化视角逐步转向了注重历史建构的历史人类学方法。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影响逐步扩大,成为步入21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趋势之一。然而,中国历史人类学是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的成果之一,同样面临着社会科学化带来的诸多挑战。西方理论中国化的困境、田野作业的限度、历史学本位的丧失、边缘与中心的矛盾、小地方与大社会的关系紧张以及结构决定论对于人的遮蔽等问题,严重动摇着历史人类学的根基,尤其在西方史学界社会文化史转向的背景下,中国历史人类学需要新的突破。近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中国社会史研究社会文化史取向出现,社会文化史是西方后现代思潮冲击下,以社会史、计量史学为代表的科学史学遭遇重大困境,对于历史人类学范式修正的需要,以及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文化史传统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社会文化史在西方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理论与方法,与年鉴学派的社会史研究相比,出现了从结构分析到文化阐释转变,人的研究回归并注重历史人物的心态分析,从客观主义史学到文化相对主义的变化,从史料是历史研究的证据到史料是文本的一种的转变。社会文化史视角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领域,女性研究兴起与发展、身体研究与医疗社会史的展开、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史研究、社会记忆史研究的探索、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回归等,昭示着一种新的研究趋势的形成。在中国社会文化史刚刚起步阶段,西方的社会文化史却已是昨日黄花,社会文化史面临建构主义的批评、文化概念的宽泛、历史研究的“碎片化”等制约。西方开始出现“超越文化转向”,中国社会文化史却是刚刚起步,在回避西方社会文化史存在问题的同时,引领中国社会史研究走向新的繁荣。21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积累与沉淀,中国社会史史料学也开始进行建构。社会史学由于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不同于其他历史学分支学科,其史料学建构也有所不同。社会史史料学的范围包括编年体、纪传体通史史料、政书类史料、类书丛书史料、地方史志资料、文集史料、谱牒史料、传记资料、笔记资料、碑刻资料、各种考古资料、田野调查资料、契约文书等等。史料门类大致相同,而侧重点不同,社会史研究史料,更加注重“民间文献”,地方史志、谱牒、契约文书、田野调查资料等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中国社会史研究经过近30年的发展,在学术传承、理论与方法、研究特色、学术平台等方面日趋成熟,社会史学派初现。华南学派、华北学派、新社会史派代表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流趋势,各学派内部以及各学派之间,同样也经历着分化与整合的过程。正如历史学界正在进行大的调整一样,中国社会史学界也正在不断调整前进的方向。这种调整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史学的边界逐渐内收,历史人类学学术地位的确立,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与发展,超越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化问题意识的生成等。中国社会史学已经形成了较为开放的学科体系,走上了稳定的发展之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史研究作为中国历史研究最重要的研究取向这一事实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