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是近代来华“外国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建立的特殊的居留、贸易区域”,“其特点是外人篡夺了当地行政、司法等主权,并主要由外国领事及外人选举的工部局或居留民团行使各种权力”。本文借鉴社会学研究中“概念操作化”的方法,将租界定义为一个由“空间”、“制度”与“社会”组合而成的完整的三维系统。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天津英租界,既是地理意义上一个区域空间,也是制度意义上的一套规则体系,同时还是具有近代中国典型通商口岸城市特征的华洋互动社会。利用社会人类学“个案深描”的研究方法,本文将天津英租界置于“空间—制度—社会”的三维系统中,辅以时间坐标,力求揭示其在空间、制度及社会层面的基本特征、变迁历程和体系性内涵。研究时段为1860至1945的85年时间,即天津英租界从划定到最终正式收回的整个存续时段。其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英租界为日本接管,考虑到个案研究中历史脉络的完整性,本文仍以1860至1945年为研究时限。就区域空间意义而言,天津英租界由“原订租界地”及三次扩张后获得的租界地(扩充界、南扩充界、墙子河外推广界)组成,即今天津东至海河,南沿马场道至佟楼,西至西康路,北至营口道与原法租界毗邻的6149亩的区域范围。从1860年划定初始范围,至20世纪初完成扩张,天津英租界市政建设力度逐年加大。1919年,原订租界与扩展各部分合并后,英租界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扩展区域内遍布坑洼塘淀,工部局自1919年起即开始吹泥填地工程,直至1935年彻底完竣,从而将沼泽地带开发建设为城市区域。从1860年到1930年代,天津英租界逐步形成不同的城市功能分区,包括河坝码头区、经济金融区、工业用地区、高档居住区等。本文一方面从宏观的租界空间概念出发,对英租界市政开发和建设的历程进行纵向的考察,并且致力于将其放置在近代天津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中考量,以揭示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化发展的空间特征与模式；另一方面,也试图对微观的租界空间进行研究,即从具体而有形的物质空间入手,考察英租界内具有典型意义的公共空间个案,利顺德饭店和英租界工部局戈登堂。就制度层面而言,天津英租界是由包括辖界土地章程、土地制度、市政自治制度、司法制度,以及工部局为实施社会管理和控制而制定的工部局条例所构成的全套规则体系和制度框架。本研究考证和梳理了近代天津英租界多层次的制度体系,包括具有租界根本大法性质的《土地章程》,到租界内实行的土地制度、行政自治制度,以及工部局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制定的各项行政法规,即《工部局条例》。在横向展现租界制度体系构成的过程中,对该体系的每一项制度构成都进行纵向的梳理,从历史沿革的角度详细考察其发展演变的脉络。社会层面的天津英租界,则主要是指租界内外国侨民群体、华人群体的社会形态与组织结构,以及华洋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互动和联接。本文对英租界内的外侨社会结构和华人社会结构进行了分别考察。外侨社会部分除从整体上概括梳理英租界人口变迁脉络、外侨人口规模与构成外,特别以英国侨民群体和美国侨民群体为个案进行深入考察,探究其构成与分布、侨民共同体与公共机构组织情况,以此勾勒出近代来华外国侨民群体的文化、心理和共同体特征。华人社会部分除考察英租界华人社会阶层的基本构成外,主要以1928年以后(因受1927年租界收回风波影响,英租界制度有较大调整)参与租界自治的中国选举人群体(包括向工部局登记的以及实际出席常年选举人大会的)为重点,深入研究英租界内华人精英群体的规模、构成、组织、参政意识及履职实践,从而揭示1930年代前后英租界华洋精英群体在租界市政管理层面的互动模式和特点。另外,华洋精英社团是天津英租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任何社会中,社团组织都是个人与社会联接的媒介和纽带,是构成完整社会的中层组织体系。近代中国租界社会中的社团组织在上述属性之外,还承担了华、洋群体互动平台的重要作用。本文以中外合组的天津扶轮社为个案,考察了其中华洋成员的互动模式和社团活动性质。总之,天津城市近代化的发展历程无法回避近百年间以英租界为代表的租界区域开发经营的历史。地处三岔河口、四门围城的旧天津正是由于各国租界沿河划定的缘故,得以较早突破城垣的局限,顺海河延伸,呈现出带状港城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式。在此过程中,租界区域内的近代化城市建设率先起步,商贸业集聚,人口规模扩大,租界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领域的变迁演化对天津整个城市的近代化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与示范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