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极端对立、对抗的两极格局已经瓦解的后冷战世界中,世界范围内的集团间冲突并没有随着“历史的终结”和“民主和平”的普遍理念而得以缓和,甚至这些冲突的地域分布和激烈程度似乎与之前的时代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现代社会,各自独立的人类社会生活中,制度设计日趋同一,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飞速扩张已经日益将人类社会塑造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但不同实体之间的文化差异却成为这一进程的实在挑战。事实上,在后冷战世界中,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或者对话日益成为国际关系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涉及文化实体间的互动,而且对于整个世界秩序的探索与构建也构成了深刻的影响。而在这些文明的交往中,以美国、伊朗和中国为代表的不同文化实体,又是当今国际关系和国际事件中的焦点之一,它们之间的互动典型地反映了文化在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是如何发挥其独特的影响作用的,因此,从对中美两国对伊朗政策的比较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隐藏在国家利益和行为模式背后的文化的影子,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前者才是后者在实践中的投影。中美两国对伊朗的外交政策具有鲜明的差异性。在中伊两国悠久的交往史上,互利友好的频繁交流是核心主轴,它经受住了时代和时局变迁的考验而一如既往地传承下来。这种文化实体间的良性互动具有多维度、跨时代和求和平的主基调,堪称不同文化实体间友好往来的典范。而反观美国对伊朗的外交政策,则是一部被打上鲜明的文明冲突烙印的博弈史。这两个国家(或两种文明)之间的交往首先是建立在不平等的文化优越论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这样一种双边关系的维系是以美国(或西方的)利益实现为前提的,并且这种僵硬、偏执的文化思维逻辑在面对此种前提发生动摇的时候只能将彼此的关系对立起来,甚至诉诸暴力。试图对这种鲜明的外交政策从文化差异性的角度进行解构分析是本文的主旨所在,文化层面的梳理为理解这种差异性提供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由于文化至少构成了中美两国历来对伊朗外交政策的根源性动因之一,因此也可以总结出文化对于行为体的制约和规范作用是通过定位其自身与异文化实体的相互关系以及利益分配,而后再以其固有的逻辑思维决定行为偏好的模式来完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最能彰显出一个文化的价值选择的就是其赖以存在和延续的集体世界观或集体哲学——也就是一种思维逻辑和观念偏好,而这又源于各个文化实体相异的发源和成长环境,它一旦形成便对文化成员产生了潜在性的规范作用,而且,文化实体随着自身实力的壮大而总是倾向于将其文化成果扩散至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地区。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文明之间日益频繁和深刻的接触,如何探索出一条能够整合、包容不同文化实体和谐共存的世界秩序应该成为国际关系学科的核心议题之一。因此,能够把对理想的世界秩序的追求和文化自身的本质内涵有机结合的文化必然是这种世界秩序的理想基础。中国的文化较之于西方文化更符合了这样一种诉求,其在认知上的“天下”理念,在政策上的怀仁主张都使包括其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受益。因此,对于文化的重新认识,对于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东西方文化的重新审视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