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曾将清代汉学的兴起视为经学由“尊德性”折入“道问学”。究其方法,是把“尊德性”简单地视为为宋学义理或修养功夫,而将“道问学”简单地视为“考据学”。甚至于,将“尊德性”和“道问学”简单地视为“反智主义”和“智识主义”。诚然,这种非此即彼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仅限于此。要之,丰富的历史现象远非形式逻辑,余氏以“道问学”和“尊德性”两条路线相互斗争来解释学术史,实质是“以论代史”,结果一定远离历史实相。而本文则希望通过对康有为和章太炎二人的讨论,阐明：“尊德性而道问学”始终是传统经学的信条。并且,在儒家“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之下,其始终是“通经致用”的重要内容。“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相互关联,须臾不分。如何能够保证六经的现实性?这成为了经学家改变“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所指的原因。本文以为,“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内涵,在有清一代是始终变化着的。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运动变化的学科,“静止不动”不符合历史学科的基本特点,本文的写作初衷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并且,本文试图以事实说明,由顾炎武等人开创的清代汉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德治”,就是以“尊德性”为鹄的。然而“六经”之中承载的上古典章制度、礼仪规范与当世社会政治之间,有着无法跨越的时空鸿沟。正是这条鸿沟,使得对古经的考据失去了实现“尊德性”的可能。这也促使了学者不断地试图改变“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内涵——或是改变“道问学”的方式,或是改变“尊德性”的内容。这构成了经学形态变更的重要面向。本文亦将指出,每一次经学形态的变更,都是一次“经义统一运动”。并且其核心经文,即“通经”的主要对象,也会随着经学形态的改变而改变。诸如,宋学的核心经文是《中庸》,清代汉学则转移到了《仪礼》、《周礼》,而晚清经今文学则又转移到了《公羊传》。而余英时那所谓的“内在理路”,是完全忽视了此一现象。本文将以康有为、章太炎,这两位“最后的经学大师”为中心,发现晚清经学“尊德性”与“道问学”内涵的转变。进而探讨“通经致用”是如何瓦解的,经学又是如何成为“历史的陈迹”的。本文第一章意在以章学诚和方东树为例,说明“尊德性而道问学”在乾嘉之学那里,存在着哪些危机,明其“道问学”不足以通达“尊德性”,从而为后文做出铺垫。其中,第一节着重说明清初到乾嘉时期,“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内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第二节、第三节则意在以章学诚和方东树为例,说明章、方二人对清代汉学之“尊德性而道问学”提出了怎样的挑战。第二章则是以康有为为例,考察经今文学是如何为圣人之道寻求现实意义的。其中,第一节简要地做出背景介绍；第二节则具体论述西方政教是如何刺激康有为改变经学形态的；第三节则要简要地考察晚清今文学对经、史关系的定位,及其对“六经皆史”的回应。第三章是要以章太炎为例,考察清代汉学“正统派”又是如何为六经寻求现实意义的。其中,第一节简要地做出背景介绍；第二节则要考察章太炎“通经”与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关系；第三节则将章太炎与章学诚、方东树二人做一比较。第四章是要讨论康、章二人与经学的终结。其中,第一节则要考察章太炎对“诸子学”代替“经学”起到了何种作用；第二节则要简述康有为给“古史辨运动”提供了怎样的思想资源；第三节略论康、章二人对民初政治之关怀。最后,本文通过以上论证,阐明古今之间的时空差异,既是经学得以维系的重要原因,又成为清季经学终结的根本原因；通过历史事实考察和分析“尊德性而道问学”内涵在清季的嬗变,指明毫不变化的学术范畴在历史上其实是不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