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9·11”时代美国对委内瑞拉与玻利维亚外交政策的变化

外交政策通常被广泛定义为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外交往来采取的行动计划。总体目标是建立一种处理与其他国家可能出现的问题的系统方法。影响外交政策的因素包括国内形势、政策，或其他国家的行为、特定的地缘政治计划的制定等等。利奥波德·冯·兰克认为地理环境和外部威胁是制定外交政策的首要因素，但后来的学者，如Page和Shapiro，更强调国内因素的重要性。引起国家外交政策变化的因果关系是有趣和耐人寻味的。研究国际关系学的多数学者一致认为，外交政策的变化主要受国家战略利益，特别是与安全相关的利益所驱使。一些威胁国家安全、影响国内稳定的行为是外交政策选择与制定过程中的重点考虑因素。和许多国家一样，美国是公认的依据短期和长期目标来制定政策的国家。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美国的战略都是围绕着纯粹满足自身利益这一核心，特别是南美、欧洲等地区和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巴西、英国和日本等国家，这些地方都在过去或者现与美国有着超然的地位。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其制定新目标的主导因素。由于美国在国际社会中有着难以抗衡的力量，美国正在利用自身优势塑造符合其国家利益的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以及冷战结束后，美国根据其优势找到了处理一些国家面临战争问题和解决战后问题的方法。不仅作为一种慈善的举动，而且能够获取和执行其国家利益。利用其强大的军备（包括军事和经济），美国成功地建立了利于其自身的国际秩序，同时紧密地联系和控制了该区域，以满足美国政府的目标。美国曾有过十年的黄金时期，其目标的实现主要是在那期间的几年时间，尽管在这期间面临一系列的威胁，但是最终也没有改变对这些国家的方针政策。美国与一些国家通过经济合作建立了受美国力量控制的牢固的国际体系，一些国家的利益由于商品交换服务而承担了风险，例如利用超级大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来控制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有帮助作用的商品。有几种机制被用来完成重建新体系的任务，如外国援助，贷款及经济政策。通过这些机制，美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已经蔓延到一些地区和国家。美国不仅保持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发挥着维护国际秩序平衡的作用。假设这一伟大的任务是为了实现个人“权利”的目标，那么超越国际体系将成为美国执行外交事务和制定外交政策的基准。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是对美国的经济利益有重要作用的国家，不仅因为他们的地缘优势和战略地位，同时也因为他们有着丰富的难以量化的自然资源。这些资源不仅提供了巨大的产业机会，也维系着经济命脉和金融的繁荣。例如，委内瑞拉拥有无限量供应的作为世界燃料的石油，因而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玻利维亚有着一些石油储量，同时其锡、精炼金属和农产品也使美国在商贸协定中拥有了巨大的活动空间。自从美国分别于1835年、1848年与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他们之间的贸易协定不断增加。事实上，这些国家之间早已达到了相互了解的程度，并获益了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在委内瑞拉，还是在玻利维亚，美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事务方面，而且在社会方面也如此，这一点已经从美国通过“门罗主义”、“华盛顿共识”和社会组织的实施得以证明。然而出现了一些超出超级大国与贸易伙伴之间密切联系的挑战，许多问题和困难开始模糊这一重要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尽管国际威胁只是破坏了其中几个环节，但是美国本土发生了更强的病发症，美国国内的政治制度出现了问题。国会与总统在与他国外交政策方面产生了分歧，这个问题开始干涉和威胁美国与重要的贸易和安全合作伙伴的经济联系。尽管总统和国会就美国经济利益给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开绿灯的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但最终这些谈判并没有取得成功。这给美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小麻烦，但还没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然而，2001年9月11日的黎明改变了这一切，恐怖基地组织劫持了四架美国国内客机，一架撞向五角大楼，两架撞向世界贸易中心。最后一架飞机撞向白宫，在抵达前坠毁。这些攻击不只是说明美国的“伟大”是脆弱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是“弱”。在这一恐怖事件不久之后，美国与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的外交政策开始变化，但为什么美国外交政策开始变化以及变化到了什么程度？“9.11”恐怖袭击事件促使外交政策转变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什么？或者这个事件的背后，国内对这个事件的相关解释与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否有联系？美国国内因素对美国与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的关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可不可以从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的角度给这种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运用建构主义理论是否可以更好的分析？纵观以下定性分析，应该可以找到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变化的这几个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9·11”袭击事件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如2001年乔治· W·布什在国家安全战略会议上指出的那样，“9·11”袭击事件促使了美国由原来注重个人利益向更加关注“核心价值观与公民利益”的方向转变。它是美国“先发制人”政策的重要来源，即如果美国感受到威胁，允许美国首先攻击其他国家。这个新政策是美国外交主旨的显著变化。换句话说，这次变化是从“客观意识”到“主观意识”的转变，公民的利益得到了强化，美国的外交政策从2001年开始了发生变化并确立了新的目标。分析外交政策的变化，现实主义的框架重点放在了“国家战略利益”的转变，自由主义的框架重点放在了“国际组织利益”的转变。从现实主义者的角度来看，美国改变了与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的外交政策，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商业及贸易”不能带来预期的结果，而且其他国家更有价值的利益吸引了美国的目光。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认为，国际组织间的联系不同于五十年前的模式，经济、政治和安全的国际组织基于21世纪新的需求制定了一个新的框架，这就意味着与美国目标相一致的开放经济体系正在获得更多的关注。纵观这两种趋势，建构主义存在很多不足，因为单纯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观点不能形成理论性的解释。尽管众多案例的解释中都考虑了国内、国外两种因素，但是从客观角度来解释外交政策的变化时，社会层面的国内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它也是常常被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者忽略掉的部分。由于“主观意识”的提高，“民意”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机制。在遭受攻击之后，通过通信和社交平台，可以看到很多美国人心中有着愤怒、报复和威胁等情绪。因此，外交政策的制定不仅仅是政府官员和专家们的专利，公民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共舆论已经是一个迷人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许多学者一直在争论它是否影响着国家政策。许多研究人员已经证明，公共舆论在外交政策的变化上有着强大而重要的推动力，而且要大于国内政策的影响。因此，托马斯·里瑟-Kappen指出，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否对国家政策产生相关影响对于一个国家国内的政治制度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他所记载的美国社会主导体制，允许外部舆论干涉国内政治机构，而这一观点将成为现实。公共舆论作为一种有别于精英群体言论的特色，正作为一种新兴的“附加力”辅助政府和国家更好发挥其职能。“9·11”恐怖袭击是社会力量的一个关键的临界点，提高了国家政策的外在影响力，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主观意识”在当代社会的体现。基于这一新的框架，美国政府没有将其安全战略与“主观意识”相结合。因此，自2001年以来，安全感成为了美国人制定外交政策的衡量因素。公民安全、生计和家庭构成了美国“新外交政策”的“主观意识”。外交政策转变的过程中应用了“社会建构主义”这一理论。通过这一方法，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当代外交政策的制定和一系列转变的过程结合了公众舆论，在21世纪，公众的喜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受到重视，参与了某些重点项目的确立从而忽视了一些其他因素。美国政策的新转变正在滋生一些新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影响其利益的获得。经济和客观意义上的安全问题在过去的外交政策中是关注的重点，但是自2001年以来发生了剧变。目前，尽管安全利益依旧是美国战略目标的重中之重，但是多了些“主观意识”因素。因此，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美国的两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从美国的优先列表上摔了下来，连同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协议、政策几乎被“抛弃”。这包括美国对外援助、军事和经济上合作的减少等等。通过假设我们可以发现，正如被Page和Shapiro所说，公共舆论一直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然而在“9·11”以及一系列恐怖袭击后，它们的影响更加变本加厉，安全政策制定中的“主观意识”更是必不可少的。正是这种带有“主观意识”的美国新外交政策促使美国遗弃了旧有的目标向新的目标前进。“社会建构主义”填补了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解释社会行为的空白地带。假设它为国际关系准则的制定做出了一定贡献，那么在分析和研究新政策的过程中，“主观意识”赢得了更多的重视，更好地解释了国内外政策中的特殊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