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翻译原则和翻译标准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前者重在译者,翻译过程中译者应遵循翻译原则,而后者重在读者或评论者,他们可用这些标准对译作进行评判(刘重德,1998:14)。本研究中二者通用。“翻译标准不仅是翻译实践中不可不考虑的问题,在翻译教学也应当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翻译批评本身,也是不能不讨论的基本问题(王宏印,2009:97)。由此可见,对翻译原则或标准的探讨是翻译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本研究从语篇语言学和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两个视角探讨全球背景下语篇翻译的主要原则。本研究共分六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了翻译研究的历史阶段,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动机、研究方法、结构和章节安排,以及研究的创新点。第二部分首先阐述了语篇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包括语篇的含义和语篇与翻译的关联性;同时,对翻译的本质进行了揭示,认为翻译是原语语篇制作者、译者和译文接受者之间运用不同语言进行的两次有目的的交际活动,这些交际活动受到物质世界、人的经验世界及人的精神世界的客观化产品(特别是人类独有的语言文本)世界的限制(此处三个世界可参见王克友,2008:233)。接着简要介绍了翻译的分类及以前的中外翻译原则或标准,并指出翻译原则应既有相对稳定性,又有一定的动态性;既在理论上合理,又在实践上具有可操作性;既倾向于原文,又倾向于译文。随后说明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层次和翻译策略,以及译者在翻译中的决定性角色,并对语篇类型进行了介绍。由于“大多数语篇包含多种功能”(Newmark,1988: 39-44),且翻译策略与方法由多种因素决定,因此论文中讨论的语篇包含各种类型的语篇。最后提出了语篇翻译的篇内原则和篇外原则以指导翻译实践和翻译评估。第三部分论述翻译中语篇内翻译原则,主要以Beaugrande and Dressler (2002:11)提出的语篇性的七个标准,即衔接、连贯、意图性、可接受性、信息性、情景性和互文性(跨篇章性)为核心,通过丰富的例证阐述了上述标准作为语篇内部翻译标准在翻译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和可行性。其中在讨论衔接性指导原则时,作者在吸收Halliday and Hasan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衔接有包含某些标点符号在内的六种手段,并阐释这些手段在语篇翻译中的应用;在连贯性指导原则方面,作者提出了语篇翻译中的意义系统连续性的保持、语篇重构、连贯增补和主题概括与前景化(突出)等处理手段;同时,本章还讨论了语篇翻译中语篇制作者的意图原则、语篇接受者原则及语篇信息性原则,以及语篇情景组合理论和语篇互文性原则对翻译语篇的指导作用。语篇内的七项翻译指导原则是翻译原则相对稳定、实践上有可操作性及倾向于原文性特点的集中体现。第四部分探讨了语篇翻译中宏观上的指导原则,即语篇翻译的篇外指导原则——目的论作为语篇翻译的篇外原则的可行性和指导作用,包括对目的论及语篇形式的介绍,以及译者可在目的论指导下对翻译不同类型的语篇进行不同抉择的翻译实践。语篇翻译的篇外指导原则即目的原则赋予了译者在翻译过程、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方面的抉择权,体现了翻译原则的动态性、理论上的合理性及译文倾向性。第五部分为案例分析,主要是运用上述翻译的主要原则,包括语篇内翻译原则和语篇外翻译原则对《长恨歌》的两个译本进行评判和重译。从评判的情况来看,一方面,两个译本实现了语篇翻译的目的,即符合语篇翻译的篇外原则;另一方面,从语篇内翻译标准来看,在意图性方面,两个译本都实现了原作者的意图,即实现了诗歌的信息和表情功能的转换。在衔接方面,杨宪益夫妇译本连接词的使用频率(25.8%)要高于许渊冲(18.3%)译本;在指代方面,杨译似乎有指代矛盾之处;在省略方面两个译本使用情况近似且达标;在词汇衔接上两个译本相当,且都有可改进之处。在连贯方面,两个译本都不错,但杨译更胜,许译中存在至少三处连贯不妥的地方。在可接受性方面,杨译更胜,因为其连接词使用多,使诗中不少隐性的信息显性化了,更易于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在信息性方面,许译的信息等级要高于杨译,因其连接词使用较少。在情景性方面,两译文都再现了原文的四个主要情景,层次相当。在互文性方面,许译胜于杨译。在评判两个译本的基础上,作者以文中提出的语篇翻译原则为指导,在保持原作文本功能的基础上,改变原文的文本类型,将原诗译成了散文,以利于译文读者接受。最后一部分作者得出结论,以文中提出的语篇内翻译原则和语篇外翻译原则来指导语篇翻译,既有利于译者在翻译语篇的过程中从微观上进行把握和操作,也有利于译者摆脱传统翻译理论的限制,从宏观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取舍,成功地实行语篇的语际转换,并达到相应的目的。同时,这些语篇翻译指导原则对翻译评估也有切合实际的指导作用。吕俊等指出:“作为翻译评价标准必须是主观与客观的两把尺度”(2009:43-44),而这些语篇翻译的主要原则正是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结合,是主观与客观的两把尺度融合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