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史学专业学会酝酿、萌芽、出现于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后,随着现代学术建设步伐的加快,各类史学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山东古迹研究会就是20世纪初期众多史学专业学会中的一个,它对于龙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起过重要的作用,在山东考古界、史学界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山东古迹研究会作为中央与地方首次合作典范的代表,其成立与发展都有深刻的历史、社会背景以及中央与地方各自的因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促使中国现代科学考古的诞生,这为山东地区考古事业的发展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也为山东古迹研究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中国文化(文明)西来说”、中原军阀混战、吴金鼎在山东发现了新的考古线索,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山东省政府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一致性最终促成了山东古迹研究会的成立。1930年11月4日,山东古迹研究会在济南青岛大学工学院内正式成立。随即古迹研究会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发掘,次年10月9日在梁思永主持下进行了第二次发掘。两次发掘所取得的重大成绩,于1934年集结为《城子崖》出版。李济认为,“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但替殷墟一部分文化的来源找到了一个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了一个新阶段”。傅斯年亦称赞城子崖是“一个千年大树的横切面,又是一个多数脉络的交汇所”,“昆仑山下一个长源”,城子崖的发掘工作“堪为史前时代考古学之一基石,在中国考古知识之征服上,建一形胜的要塞,替近海地方的考古学作一个前驱”。1933年、1936年,山东古迹研究会又相继对滕县安上村遗址及曹王墓和日照两城镇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这两次发掘亦均取得了突出成绩,滕县安上遗址与曹王墓群的发掘与清理对于全方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以及汉画像石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日照两城镇遗址的发掘对于了解龙山文化概貌、确立龙山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地位以及研究史前文化、进一步证明中国文化始于东方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山东古迹研究会所主持的四次遗址发掘成就巨大、引人注目,但这期间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尤以古迹研究会会址——房舍问题最难解决。居所房屋是任何一个研究机构得以存在进而开展学术研究的最基本的条件,如果房舍问题解决不好势必影响整个机构的工作进展。在古迹研究会存在的八年的时间里,房舍纠葛、会址变迁始终伴随左右,变迁的大体路径如下：由济南青岛大学工学院而张公祠而李公祠而山东省立医院西楼而山东省立图书馆“奎虚书藏”楼。古迹研究会会址的每次变迁无不消耗、分散众学人的大量精力,但他们都能乐观面对、积极出谋划策寻求解决问题之道,其中研究会秘书王献唐先生出力最大。这一方面反映出当时史学会生存条件的艰难,同时另一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国优秀学人积极进取、迎难而上的良好精神风貌。山东古迹研究会能够取得重大成就与其独具特色的人才团队密不可分。古迹研究会成功借鉴、继承、发扬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开创的“集众研究”模式,将不同来源、不同教育背景、不同专业特长的学人紧紧团结在一起,发挥出单个孤立人员难以企及的学术能量。将众多优秀学人集合起来,建立有一定形式的学术组织,进行集众研究,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学术发展的趋势。山东古迹研究会伟大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此,反过来研究会成就的取得更加证明了“集团研究”模式的优越性,促进了这一模式在更大、更广领域内的进一步推广。山东古迹研究会不仅有出色的人才团队,而且具备同期史学会所没有的特点：具有独特的运作模式——官方保护链、自上而下逐级传达、逐级执行,严格而正式的会员资格认定,更有保障的经费来源。而与铁道部的交涉以及《城子崖》的出版便是山东古迹研究会独特优势的突出体现。中央与地方的首次合作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这种模式也得到众多知名学者的一致认可,其经验被推广到全国其他地区,河南古迹研究会和陕西考古会便是借鉴山东古迹研究会成功经验的两个典型代表。然而它对后世的影响绝非单纯的几个与之类似的考古发掘机构的建立如此简单。从大的范围来说,山东古迹研究会巩固了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国考古学、奠定了考古学体系建立的基础,丰富了有关龙山文化的学术研究、基本解决了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研究型人才、奠定了学术发展的人才基础,加强了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历史学科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