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他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直至文革前夕他始终笔耕不辍,不仅创作出了《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这两部享誉文坛的长篇小说,还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此外,他还留下了多部翻译作品以及大量的文艺评论文章。文革结束后,他不顾病弱的身体,重新执笔,在生命的尽头留下了堪称艺术珍品的短篇小说《湘江一夜》。他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革命中国的时代景象,曾一度被主流政治所青睐,为他带来过普遍的赞誉。这些作品也曾在极“左”的政治环境中因“不够理想”和“不够纯粹”被认作是精神“毒草”,让他饱受迫害和折磨。新时代的到来让周立波在政治上恢复了清誉,但评论界对周立波的批驳却并未因此而终止,作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追击,批评者集中批判其作品中“左”倾政治的遗迹。无论用激进时代所规定的政治标尺,还是用开放时代所坚持的“五四”精神来衡量周立波的作品,都可以看出其对标准的偏离,当然,也可以说周立波的创作既服从了时代政治的询唤,又坚持了“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启蒙”理想。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周立波文学创作这样的“两面性”呢?本文认为,周立波既是一个党的忠诚的文艺战士,又是一个深受“五四”精神浸润的启蒙知识分子,他在政治一体化的时代里始终踟蹰于两端,一方面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义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自己原有的艺术追求,一方面他又在政治所规定的文学格局中用自己的方式坚持了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所以他的创作一方面表现出了对时代政治的呼应,一方面又在时代政治面前表现出了他的迟疑。作为一个革命文艺战士,周立波将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他一生的文学创作都是为了这个宏大的目标服务的,因此,只有在“民族国家文学”的视域内阅读和考察周立波的文学创作,才能对其作出充分和恰当的解读和评价,所以本文的绪论部分在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缘起和研究方法后首先回溯了晚清以来的知识分子想象和言说中国的传统与方法,勾画了其中“鼓励”和“讽刺”的两条主要路径,并对“鼓励”路径的胜出和“讽刺”路径的出局作出了解释,揭示了周立波依照前种方式想象中国的必然性。随后,分析了周立波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接受,并对周立波的“战士”和“学者”的双重身份作出了定位。最后,将周立波与同期的作家赵树理、孙犁和丁玲等人作出对比,发掘周立波作品中矛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第一章讨论了周立波对革命后新世界的文学想象,由表层的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风景”,到深层的新世界所追求和执守的以“自由”、“尊严”和“民主”为主体的核心价值,从中看出,周立波虽然按照《讲话》的要求积极地进行了自我改造,但其作为一名深受“五四”文化侵染的知识分子,其对“启蒙”话语的坚守并未因此而改变。第二章讨论了周立波对于革命新人的描绘,从金戈铁马的将军到沐浴阳光的儿童,周立波用具体和形象的文学人物诠释了革命所带来的社会新变,是对革命后新的现实的书写,也是对《讲话》的致敬。第三章分析了周立波对于革命后出现的社会问题的揭露。周立波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让他无法忽视阳光下的阴影,其对现实主义的忠诚让他的作品无法回避对现实的暴露和批判。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表露,也是“启蒙”精神的复现。第四章梳理了不同时期评论界对周立波的评价,呈现了周立波的作品在不同时代里毁誉参半的遭遇,并对这样的现象作出了解释。结语部分认为周立波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接受源自对晚清以来知识分子革命理想的继承,周立波将“党的文艺战士”和“启蒙知识分子”双重身份融于一身,造成了其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深刻的思想冲突,也直接导致了其在文学批评史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