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进入晚年后,在政治态度、价值取舍、精神指向、学术原则和心理流变等各个方面较之前期都有明显的转变,这就形成了郭沫若晚年的复杂性特质。鉴于以往研究过程中的缺陷,本文准备了相对充足和新鲜的研究资料,以郭沫若晚年文学作品,包括搜集到的晚年文学佚作为载体,通过这些作品推导出郭沫若晚年在政治、文化、精神等层面的复杂性,突破将郭沫若囿于政治角度和政治意义研究的单一圈子,强化郭沫若晚年研究的文学性和他本身蕴含的文化价值等表征,扩宽郭沫若晚年研究的横向视野,由此改变将郭沫若晚年定义为“悲剧”和“消极”等的简单化论断。同时针对以往学术界对郭沫若晚年复杂性研究大多停留在某一固定的时间段这一现状,本文将在纵向层面深挖其复杂性演变和发展的历程,追寻造成这种复杂性的潜在缘由,展现其晚年复杂性的完整性和与之前复杂性的承继或相悖关系。为了论述郭沫若晚年的复杂性,文章在占有大量郭沫若的研究资料,尤其是其晚年文学佚作的基础上,发现了郭沫若在“东风”现象、“民族观”转向、“大寨”情结和“秦始皇”定位四个问题上都有频繁涉及和相对集中的论述,为此,文章将把四个问题结为三章,去深入并挖掘这四个典型问题背后暗藏的郭沫若晚年在政治态度、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心理流变等各个层面表现出来的复杂性特质:第一章主要围绕郭沫若晚年佚作中频繁出现的“东风”,挖掘隐藏在其背后的多重意义指向。第一节是自然现象的“东风”这一单层含义向毛泽东提出的“东风压倒西风”这一政治性含义的过渡;第二节郭沫若透过“东风压倒西风”这一层含义对领导集团政治动向的进一步揣测和传达,推导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高层领导人新的政治取向;第三节是郭沫若超越“东风”的政治含义深向精神层面的转向,树立了一面高扬的精神旗帜,完成了由一个“党喇叭”到一位“精神导师”的过渡。第二章顺着郭沫若文学作品中一条重要线索即“民族观”,探究晚年郭沫若在渐变的“民族观”指引下繁复的价值取向。第一节郭沫若以他对和平问题新的理解为始,投掷出晚年“民族观”开放性向封闭性转变的信号弹;第二节郭沫若受“民族观”大转向的影响,加入狂热的造神运动大潮,借助“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高呼暗示他对领袖崇拜的别样理解;第三节郭沫若在“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呼声中传达了一种“华夏中心”的文化态度,也由此为标志,郭沫若晚年的“民族观”走向最终的封闭和极端。沿着“民族观”这一线索,郭沫若晚年诸种令人不解的行为其实是在其晚年封闭性“民族观”统摄下早期形成的对和平、民主和文化等认知在整体转向后的某种表象,是掺杂了政治、文化和心理等各因素综合生成的繁复的价值取向。第三章围绕郭沫若在“大寨”和“秦始皇”问题存在的迂回转变,探视晚年郭沫若面对犬牙交错的现实陈因,在政治需要、治学原则和精神归属等方面进退过程中斗争的险恶与复杂。第一节借助郭沫若在人生的不同时间段所做的有关“大寨”的诗作,力求摒除郭沫若遵照政治路线和口号对大寨做出标榜化地歌颂等表层的外在的因素,揭示他对“大寨”所指涉的更深一层含义的诗性追随和精神找寻;第二节郭沫若在《十批判书》、《读<随园诗话>札记》和《西江月》三部作品对秦始皇的评价态度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由贬斥到赞颂再到客观平视的转变过程。通过这三次转变来挖掘郭沫若晚年在政治需要、治学准则和精神操守等矛盾交织的现实中艰难的心理抉择,这一抉择这不仅促成了他晚年文学创作过程中价值评判的复杂性,也促使他历经沧桑后找寻精神归属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