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海南三亚红山景区为个案,利用观察法、访谈法和文献法等研究方法,以“旅游地文化生产的支持性社会结构”为概念工具,对旅游地文化生产背后的社会组织过程进行了考察。采用的理论视角是“文化生产”,即把旅游地文化作为一种在社会组织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产品”,关注重点是其背后的组织过程。“旅游地文化生产的支持性社会结构”意指对旅游地文化生产起重要作用的社会行动者在旅游地旅游资源的基础上由于彼此互动联系而构成的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一定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关系模式与安排,这种关系模式和安排决定和制约着旅游地文化生产的过程及实际表现。首先,通过实地调研和理论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主要发现:1、旅游地文化生产的支持性社会结构内部充满着合作与矛盾等各种复杂关系,其内在构成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包括两个相互关联同时又存在相互背离的子结构,两者在运转的倾向性和实际表现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乃至对立,这就使得旅游地文化呈现出多元分化状态,有些是政府和开发公司所期待的,有些又是他们所反感的。因此,为了更清楚地阐释支持性社会结构及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内在矛盾性,本研究把两个子结构的实际运行分别称为“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和“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反组织过程”。由此可知,两个组织过程并非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两者统合于支持性社会结构。本研究进行分别探讨的目的是在两者比较的基础上更为深入和全面地揭示旅游地文化生产背后的社会过程及结构性矛盾,不涉及学术研究的价值偏向问题。2、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包括政府、开发公司、各投资经营方、佛教组织和导游等行动者,其实际运行表现在:(1)景区是在地方政府大力推进下筹建和运行的,建设的过程充满政府和佛教界的紧密合作,这有利于景区佛教文化的生产及其在佛教界合法地位的获得;佛教组织在实际行动中与政府和开发公司相互配合,并考虑到旅游者的利益和旅游收益的获得,这使得佛教文化的生产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纯正的宗教文化,显现出旅游文化的色彩和商业性气息;(2)一线的文化工作者在景区内主要景点的文化生产中扮演关键角色,其行动的背后透视出佛教文化生产和商业运作逻辑之间的紧张共生关系。旅游者是其文化生产的阅听人,他们的需求和期待对这些文化工作者的行动产生了重要作用。文化生产的赞助者所具有的商业属性使得它的文化生产具有了浓厚的商业氛围,服从于收回投资的商业需要。多方力量组织在一起,使其文化生产活动体现出佛教文化、旅游文化和商业运作相互杂糅的综合性特征;(3)景区所实行的公司化运作方式搭建起了各参与方的总体利益格局和互动边界,代表着景区整体的开发公司、景区内部的各投资经营方、地方政府和旅游职能部门等各方面在这个框架基础上实现着各种利益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影响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结构框架;(4)导游作为一个较为特别的行动者,有着自己的行业处境和利益诉求,他们部分地承担着旅游者文化生产的功能,同时也影响着旅游者这一旅游地文化阅听人对旅游地文化的体验。综合来看,尽管不同行动者在旅游地文化生产中发生着多方面的互动联系,既有合作也有矛盾,但他们的行动基本上都被纳入到了政府和开发公司吸引游客、获得旅游收益的总体思路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格局和行动框架之中。3、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反组织过程主要存在于景区周边并发挥作用,它与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相比较而存在,不断生产着旅游地文化中被政府和开发公司认为是“消极和负面”的那部分内容。参与的行动者包括政府、开发公司、村领导和普通村民。这个反组织过程起始于景区的开发和征地事件,以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和利益纠葛为核心缘由,以现实中不断出现的各种冲突性事件为线索和表现,其运转的倾向性与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有着相当程度的背离和逆反。政府和开发公司试图把这个过程纳入到美化景区形象、吸引游客和获得收益的旅游发展框架内,但是,这个过程内在的结构性矛盾总是导致景区周边出现小商小贩和拉客宰客等“消极和负面”的旅游地文化形式,使政府和开发公司的旅游发展目标陷入困境。具体来看,一方面,反组织过程与景区周边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相互联系。随着反组织过程的推进,开发公司、普通村民和村领导之间的关系结构不断地调整。村领导由于在征地和动员村民等方面的作用而扮演着一个特殊角色,并因此有了自己的收益空间和权力发挥的自由余地,他们逐渐被开发公司所拉拢,成为他们协调和沟通村民的代言人,这使得普通村民的弱势地位得到强化。村民们由于村领导的利益截取行为和向公司利益体系的靠拢,对他们的怨言日益增多,并采取一些策略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试图增加在与开发公司和村领导讨价还价中的分量和地位。与此同时,旅游地开发所启动的新的利益关系冲击和改变着村民之间传统的情感和社会关系,并引发了村民与村民之间群体性的不和。村领导的刻意偏袒和利益截取更加助长了普通村民之间日益加深的社会生活方面的隔离。另一方面,这个反组织过程与村民的贫困交织在一起,导致村民中逐渐生成了一种贫困文化,表现在他们对政府和开发公司的敌对和仇视、长期抗争中形成的无力感和无奈感以及对现实的消极适应等方面。反组织过程对旅游地文化的生产及其对贫困文化的生产相互联系并相互影响。其次,在既有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本研究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发现:1、尽管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组织过程和反组织过程统合于支持性社会结构,但它们在实际运行的力量倾向、对旅游地开发的影响、内在驱动力、旅游地文化的表现形式以及与政府和开发公司的关系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乃至对立。这种特点揭示出了支持性社会结构和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内在矛盾性,也即旅游地文化生产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冲突。2、本研究以旅游地文化生产的支持性社会结构为概念工具、以参与旅游地开发和影响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各类行动者的实际行动为切入点、以旅游地文化生产的两个子组织过程为基本框架、对旅游地文化生产背后的社会过程所进行的探讨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对文化现象的社会学考察,另一方面揭示出了旅游领域中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这种努力有利于深化和拓展对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关系研究。3、本研究揭示出政府和开发公司在旅游地文化生产中所面临的一个困境。他们进行旅游地开发的本意是为了通过旅游地文化生产吸引游客、创造旅游收益和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但是现实中他们却总是面临困境。本研究发现,旅游地文化生产的社会过程充满矛盾,且并非总是在政府和开发公司的操控范围之内,而是包括一个结构性冲突,它导致各种现实困扰问题的存在,并加剧村民的贫困,使旅游地文化展现出政府和开发公司不愿意看到的一面,使得他们的旅游发展目标受到挑战。4、本研究的发现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一般采用的对景区周边进行帮扶和物质资助的方式难以达到实效。由于旅游地文化生产中结构性冲突的存在,各种帮扶往往被村领导等旅游开发之后形成的少数利益群体所截取,不仅不能起到消除贫困的目的,反而有可能加剧村民中的贫困问题,推进村民中贫困文化的生产。5、参照旅游增权理论进行分析,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景区周边村民所处的实际境况,即在经济、心理、政治和社会各方面处在全面“去权”状态。这几方面的“去权”状态相互交织,导致当地居民在旅游地开发的控制权、利益分享、实际社会生活和推动旅游发展等方面的状况都很差。根据旅游增权理论的观点,这种旅游发展状况不利于提高景区周边居民的生活水平,有悖于实现旅游地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依据本研究的实地调研和理论分析,这种全面“去权”状态的关键原因是旅游地文化生产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使当地的普通村民陷入一个与旅游发展的参与权、控制权和收益权相隔离的组织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