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后期这一百多年的时间中,中国女性作家们活动的盛况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空前的。虽然民国初期还有一些人对明清女性文学给予关注,但其后一直不太受到重视。到上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外学界开始重新评估传统时代的女性文学,并试图为女性作家定位。本论文从文化分析、个案研究、断代史研究等角度,主要探讨了该时代的女性文学话语、交游关系、女性作家形象、出版与流传及女性文学对朝鲜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文化分析”,是指诠释和解读当时的人们对某种文化现象的态度和看法。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女性书写及作家的相关话语。清后期不少文人学者积极鼓励女性书写并宣传其影响。围绕女性书写与女性作家行为展开的议论中,女性诗歌经典论是使该时代的书写女性可以保持道德尊严的最有力工具。在当时文坛上处于对立状态的格调派与性灵派人士对经典论的理解不完全相同。格调派提出,女性作家所体现的“诗经精神”主要见于“诗教论”,而且认为在诗教的作用上没有男女之分。但性灵派人士却对女性固有的文学风格和体裁予以肯定,还认为这种风格应有别于男性文学。该时代还在女性作家对书写及作家身份的确认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在对文学的观念的认识上还显示出不少差异,但该时代的女性作家们在女性书写价值的认同上已达成共识。与此同时,女性弹词作家也在书写观念上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虽然部分弹词作家表现出了陈腐的女性才德观念,同时提出弹词可以作为“风化”的最佳手段,以此促使了女性弹词的公共化,但笔者认为,部分女性作家所表现的这种公共意识与她们感到的“盛清后”的危机感有不少关系。在第二章中,笔者探讨了女性作家交游的多样形态。嘉庆、道光年间的部分女性作家以极其活跃的文学交游与从师行为闻名。同男性文士的主要交游形态就是女性作家的入门从师。本论文以吴中十子、随园女弟子及陈文述女性社团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吴中十子虽然成员的所属感和凝聚力很强,却没有具备随园女弟子集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和公共性。但在袁枚的女弟子当中,部分女性的弟子身份还有商榷的余地。而且一些女弟子与袁枚进行交际时,还表现了相当程度的能动性与主动性。陈文述社团虽然很松散,但其规模上超过了随园女弟子群体。该时代女性从师形态中,最具代表性的特点就是男性领袖与女性作家的关系往往介于“从师与交流之间”。与此同时,女性作家还积极展开女性文学群体的活动。女性文学群体虽然没有具备男性领袖主导的群体那样的很明显的社会性和可见度,但部分女性作家仍通过女性群体活动建构了有别于“三从”与家族关系的新的生活模式与人际关系形态,从而获得了一定的公共性与作家身份的确认。但每个女性作家心目中的女性交游的含义及其意义均各不相同。在第三章中,笔者探讨了被描写的女性作家形象与她们所处的生存环境的关系。清后期早慧少女的大量出现与所谓“才女福薄论”的衰退可以证明该时代女性教育与家学观念的发展。但有时,人们理想中的才女形象脱离于现实中的女性教育环境。在关于两性关系的内容上,人们往往对女性作家进行叙事化处理。作为男性精神伴侣的知己型妻子形象就是代表的例子,而这种妻子形象的变化会导致从女性身上去掉“三从”关系所界定的女性角色而突出具有才华的个体女性。但与此同时,人们依然很看重女性的道德操守在家庭人伦关系上的作用。女性作家也依然尊重守节或殉节本身的价值,但她们在对节妇烈女的解释中,更重视个体的意志,而不太把这种行为视为传统伦理纲常的表现。另外,本文还探视了宗教生活对女性文学生活的影响。除了家庭领域之中的女性作家形象外,该时代还出现了活跃于家庭之外的若干女性作家。尤其是在该时代中可见闺秀女性出游的增加。作为一个传统闺秀,为个人日的而出游,这本身已有悖于传统性别规范,但为了实现区别于家庭领域的个体女性的诞生,必须带有女性个人的出游。而女性出游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追求谋生的单独旅游。该时代的女性作家虽然不同于明末清初,身份上大都出身闺房,但是每个人的具体环境都不大相同。这种环境的多元性导致了传统性别规范的弱化。嘉庆道光年间,在处于婚姻格局之外的部分女性身上几乎看不到道德方面的考量,有的女塾师更充分利用自身的流动性,扩大自己的文学交游关系及文化影响力。但19世纪后期的女塾师职业所蕴含的意味与前代有所不同。自该时代开始,在女性文学领域出现了回归家庭与传统价值观念的趋势,而该趋势改变了对书写女性的解释体系。咸丰年间以后,女诗人的书写与其相关的文学活动明显减小。这时代也不乏一部分女性纪录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她们大多数是从被动的立场观察其间的悲剧,不太延伸到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笔者在第四章中从“生产”与“流传”的视角探视了清后期女性文学生活的另一个层面。抄写固然曾为女性文学的保存作出了不少贡献,但清代中期以后女性著作的激增,与清代印刷业的发展与出版文化的兴盛是不可分割的。女性诗文集的出版主要采取家刻形式,其目的在于获取“名誉”,但从出版主体的身份来看,清后期的女性出版呈现了相当程度的多样化。虽然由男性家长主导的女性出版还占多数,娘家主导的出版事例也不罕见。而且非血缘、非姻亲关系的“赞助人出版”也呈现明显增加的趋势。与此同时,实际上由女性作家自己主导的出版形态也存在。与诗文集出版不同,在女性弹词出版领域,坊刻本占绝对优势,而19世纪前期侯芝的出版事业代表了该时期女性弹词的流传从抄写转为出版的一大趋势。此外,清后期还出现了多姿多彩的女性诗文总集。19世纪前期《国朝闺秀正始集》带动了该时代的女性诗文选集的道德主义倾向。与此同时,如《名媛诗话》等所示,该时期的编者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当下感与自传式介入。但19世纪后期以后,女性总集编撰逐渐进入历史化阶段。在第五章中,笔者探视了中国女性才女文化与女性文学对朝鲜的影响及朝鲜人对此的接受程度。18-19世纪的朝鲜不同于清社会,尚紧紧固守传统的性别理念。18世纪来华的部分燕行者曾对中国才女文化表现出好奇,但这种心态并没有改变朝鲜社会对女性文学生活的传统想法。19世纪以后,部分朝鲜知识分子开始与中国文人进行持久性的交流,并积极接受中国才女文化,从而影响了朝鲜文人对整个女性文化的看法。另外,现在韩国收藏了5本10种的女性弹词作品,而且还留下两种《再生缘》韩文翻译本。其中朝鲜后期的《再生缘传》乐善斋本说明,在朝鲜后期《再生缘》已被传入。但经过翻译,弹词固有的叙述特点被删去,《再生缘传》变成了朝鲜本长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