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地方机构改革建立起了省县两级管理体制,既健全了地方国家机构,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又提高了贵族在地方管理中的地位。1861年农奴制改革成为俄国社会转型的里程碑,俄国社会开始由等级社会转向阶级社会,这个转变过程极其复杂。1864年地方自治机构改革,不仅在短时期内解决了农奴解放后政府对地方的管理问题,而且也为社会转型中的俄国贵族提供了发展空间。许多贵族回到地方,不仅促进了俄国农业、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俄国贵族的权利历来与国家服役紧密相关,而与土地无关,这个矛盾在19世纪中后期显得尤为明显。1861年农奴制改革极大地冲击贵族等级,政治上,俄国贵族等级的特权开始丧失,等级分化进程加快,贵族无法按照原有方式为国家服役;经济上,以国家义务为基础的俄国贵族,在价格革命刺激下,大量抛售土地。而大量农奴和土地的丧失,贵族的生存问题受到严重挑战。领地贵族不仅参与地方农民事务的管理,也参与地方自治机构的管理。在地方自治机构中,作为贵族利益代言人和领导者的首席贵族仅仅是协助政府管理地方的工具,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贵族在社会发展转型中的矛盾性,一方面,他们试图通过参与地方管理弥补大改革带来的损失,竭力维护原有的等级特权,另一方面,作为中央政府的附属物——地方自治机构的领导者,在推动俄国地方机构改革中发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本文试图从领地贵族在地方自治机构发展中的作用来探讨俄国在帝俄晚期社会转型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