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考察转型经济背景下后发企业的创新能力追赶议题。后发企业是面临技术和市场双重劣势并以追赶为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追赶一直是后发企业战略的一个重要要素。尽管很多文献总结了后发企业追赶的成功路径和模式,但主要集中于日本、韩国、香港和台湾等情境,缺少转型经济背景下后发企业追赶的情境效应研究。鉴于所有权多样性是转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索不同所有权后发企业的创新能力追赶议题。更加正式地,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不同所有权后发企业在创新能力追赶路径和机制上存在什么差异?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异?”本文包含四个研究。首先,采用比较案例研究方法,本文以中国汽车产业的国有企业上汽集团和民营企业吉利集团为例,总结出二者作为后发企业创新能力追赶的路径差异及政策权变因素。其次,为了进一步精炼和细化比较研究结果,本文进一步构建数学模型,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该模型进行仿真,并在多种条件下进行了实验。再次,为了验证比较案例研究的概化性,本文采用大样本统计研究方法,通过2008-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367个观察数据点,检验了国有股权影响后发企业创新能力追赶的机制和制度转型程度的调节效应。最后,为了更加细致地“深描”后发企业创新能力追赶过程,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以吉利集团为例,描述了民营后发企业创新能力追赶和制度环境的共演过程。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上汽和吉利的比较案例研究发现,同样作为后发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追赶路径和机制不同,且产业政策导向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具体而言,国产化政策强化了国有企业对跨国公司的依赖性、学习封闭性以及创新能力三者之间的恶性循环。对于民营企业而言,由于缺少和跨国公司建立直接联结的机会,从而摆脱了国有企业面临的恶性循环。这导致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显著差异,进而促使决策者从国产化转向自主品牌导向。在自主品牌政策导向下,国有企业打破了原有的恶性循环,但由于内在的可见度窘境,在创新能力追赶上较民营企业仍然不具优势。第二,基于比较案例研究得出的理论模型,系统动力学仿真研究显示,民营企业进入时机、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可见度窘境以及政府政策导向的政策延迟时间等变量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追赶具有非线性作用。仿真分析结果总体显示,民营企业进入时机越早、民营企业可见度窘境越低以及政府政策延迟时间越低不仅促进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追赶,而且还有利于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追赶。更精练的仿真分析结果还发现了一些非线性特征,即这些因素的效应在创新能力追赶的初期和后期不太明显,但在追赶的中期则非常明显。第三,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的大样本统计分析证实了后发企业国有股权对创新能力追赶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的结论包括：首先,国家持股负向影响后发企业创新能力追赶,但国有法人持股影响不显著。其次,以董事长在职时间衡量的高管的企业特定理解中介了国家持股和创新能力追赶的关系,但总经理在职时间中介效应不显著。再次,跨国公司联结中介了国家持股和后发企业创新能力追赶之间的关系,并且,后发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关系的运作机制是权力依赖逻辑而非嵌入性逻辑。最后,以市场化指数衡量的制度转型负向调节了国家持股和跨国公司联结之间的关系,但并不显著调节国家持股与高管的企业特定理解之间的关系。第四,以吉利为对象的单案例研究显示,民营后发企业创新能力追赶是一个与制度环境共演的过程。具体而言,起步阶段,民营企业运行在不合法的制度环境下,选择防卫导向的竞争战略,采取从雇用中学习的方式,通过逆向工程模仿目标车型进入低端市场。扩张阶段,由于起步阶段的政治战略,民营企业为自己创造了合法的制度环境,从而在竞争战略中增加了前瞻导向的成分,在学习过程中除了从雇用中学习,还采取了从研发中学习以及技术引进等方式。在这些努力下,创新能力有了一个质的变化。最后,转型阶段,由于扩张阶段政治战略以及创新能力追赶的成功,民营企业得以创造支持性的制度环境。竞争战略以前瞻为导向,在学习过程中除了从研发中学习,还采取从并购中学习的方式。结果是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本文还讨论了这些研究对资源观和动态能力观、制度理论和战略制度观、后发企业追赶文献、中国情境化管理研究的贡献,对国产化政策、产业准入政策、市场换技术政策、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意义,以及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管理者的启示。
